人挪活树挪死,今世艺术

“前店”形势依然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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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2009年的艺术市场,本土拍卖行的优异成绩体现在书画市场、古董瓷杂、甚至奢侈品方面,当代艺术市场依然不能给出很好的答卷,顶多只能说是有所回暖,刚刚“及格”。而作为一级市场的画廊单位则依旧形式不明朗,画廊展览频率持续缩减,各项画廊博览会的结果也纷纷显示当代艺术市场尽管回暖,但价格依旧走低。据相关统计表示,2009年的伦敦Frieze博览会销售出去的100万美元以上的作品只有十几件,而在30至40万美元区间则基本是一线艺术家,那些“准大师”的作品销售价格;10万美元以下的作品才是Frieze博览会的最“吃香”价格,年轻艺术家的作品也更是在1万美元以下居多。artreview杂志2009年评出的POWER100权力榜中,中国本土画廊只有长征空间入选,这也显示国内画廊业的形式依然严峻。

陈文令

批评家高岭有一个很恰当的比喻,他把艺术家的工作室比喻成过去传统意义上的“后厂”,而画廊艺术机构、艺术馆则是“前店”,“店”和“厂”的关系在手工作坊这里是“前店后厂”,比如建筑临街的前面是“店”,后面就是“加工”的地方。那么,在当代社会城市的“前店后厂”的概念里,艺术商业的聚集区和艺术创造的私密空间所产生微妙关系则是2009年当代艺术的主调子。我们的疑问是:“前店”的经营问题是否已经存在解决之道?“后厂”为何岌岌可危,失控之下有何应急措施?

陈文令的第一个工作室就在厦门海边,一个造船厂废弃的破破烂烂的小杂物房。当时陈文令只有二十出头,照片里的他站在称不上工作室的二十平米不到的小屋子台阶上,随时准备跳下去游个泳,再转身回屋里刻木雕。

798艺术区作为“前店”的代表依然光鲜,但内部却发生很大的变化。据相关统计,金融危机以来798关闭的画廊数量大概在50家左右,而2009年以来,各种艺术相关的衍生品商店增加了20来个店面。虽然倒闭掉的画廊不少,但也有新的艺术机构进驻,所以798的画廊艺术机构依然不少,但最大的变化是各种名目的艺术相关的衍生品小店铺的增多,798街道最大的变化则是头像速写“艺术家”的增多。

那是1994年,这间小房子很快也被拆掉了。陈文令只好另外租了个工作室,房子不够大,干脆就在大树下露天做起作品。厦门的四季都是阳光明媚的好天气,大树的浓荫足够遮挡风雨,陈文令在树下一呆好几年,许多早期的木雕作品都是在那里完成的。

而专业的画廊机构的展览频率大都从原来的每年12个以上的展览降低到5、6个以下,有的甚至更少。值得一提的是,798除了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这样的外企艺术机构收售门票外,其他画廊也相继有贴出贴条,象征性的收取参观展览的门票费用。

苦熬几年,扎实苦干的陈文令终于有了点名气,能每月拿出100块钱雇两个助手,工作室也搬到厦门大学,有了屋顶和墙,还挖了个小的地下室。2001年,他的第一个展览就是在这个工作室外面的海滩上,100多件小红人散布在沙滩和租来的几条船上。由此,陈文令一炮走红。

画廊在降低展览频率以节俭成本外,频繁的参加博览会作为一种试图突破重围的战略而出现,个中例子以长征空间画廊为典型。长征空间在2009年只推出了少量的个展和群展,但却接连的参加了巴塞尔博览会和伦敦Frieze博览会,并且在销售方面成绩异常优异。

进京

“后厂”拆迁狂潮里的应急措施

2004年,陈文令参加红门画廊的艺术家驻地访学,在画廊提供的位于索家村的简陋的工作室里住下。那时一些艺术家已经聚集在索家村,虽然村子还是一片荒凉,冬天很冷,晚上又没暖气,陈文令住了三个月落了个风湿病。但不管处境怎样,这里的人文环境和艺术氛围却让他很着迷。北京的艺术区好比一片荒野,不管什么样的种子,撒在这里都可能生根发芽,尤其对于生存能力强的陈文令来说,这里既有丰富的信息,还有成功的曙光。就是在索家村短短的三个月,让陈文令感到他真正的归属应该是在北京。

回顾2009年的当代艺术家环节,中国艺术研究院新成立的中国当代艺术院让当代艺术一线艺术家们陷入“招安”论而还在纷纷攘攘时,朝阳区大规模的艺术区拆迁更是“东窗事发”,争议不断;虽然两件事之间未必存在什么必然的直接联系,但却形成一种很有趣的对比。当代艺术院让人所联想到的是当代艺术进一步获得官方体制认可的讯息,然而大规模的艺术区拆迁却让人一下子摸不着头脑,多少有点匪夷所思。

回头说说索家村的历史,最早在那片儿租房子改建画室的是一位设计师,他在附近费家村改了一个房子叫香格里拉,还邀请了不少策展人在此做艺术活动,邱志杰、黄笃、张朝晖、赵树林、舒阳等等都在此操练过。稍后,以张晓刚为代表的川军画家等租下另一个路口的两排仓库,改建了画室,曾浩、俸正杰、杨千、任小林、何森、杨劲松等艺术家聚到了一起。那阵红门画廊经营比较红火,率先开创中国访问艺术家项目,沈敬东、徐文涛、陈宇飞、孙佰钧、陈文令、杨黎明、梁越、屠红涛、韩情、周军都曾经住过红门提供的工作室,后来这十个人有八个人都留了下来继续在费家村、索家村长期租画室,开始时候一年房价都在几万块钱。第一期建好抢租一空,开发商提价又建第二期,再次抢租一空,到了第三期还是全部租出去。最红火的时候,费家村索家村有著名的非著名艺术家近200个了。

从将府艺术区到东营艺术区,再到008艺术区,围绕一整年的争议话题,最近即将拆掉的是奶东艺术区。在2010年的元旦当天晚上12点多,奶子房的年轻艺术家漆驭天的工作室大门一角被推土机直接推掉,这是发生在奶东艺术区停水停电的一个多月后发生的事。在艺术家坚守的一个多月后实在“耗不起”了,在获得了极低的补偿后被迫搬家。漆驭天告诉记者:“我们自己则还有1.5万元的房款被房东以无钱为由继续拖欠着。”而据艺术家透露,从接到拆迁通知到搬迁只有20天的时间,艺术家从找工作室到装修、入住,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并且奶子房没有贴出搬迁贴条,没有形成相关明文法律文件。艺术家花了数十万装修费的工作室瞬间就被推掉,也直接说明了公民在当下社会的缺乏法律意识问题严重。“没有按法律程序来处理搬迁、拆迁事件是大家最应该反省的一点。搬迁索赔没有形成一个制度,艺术家普遍没有得到应有的赔偿。其实这当中的问题很大程度并不是出在政府对拆迁的强硬,而是居民房东没有一点怜悯心,这是一种人道危机。”陈文令说。

2005年,陈文令带着几万块钱,两车集装箱的作品来到索家村长租。第一个北京的工作室花了他四万块钱租金,面积有将近四百平方。他是奔着成功来的,当然没有时间等,入驻当天陈文令就一边装修房子,一边开始干活创作了。不久之后他又把自己在厦门的十个助手带到,开始流水线的大生产。

刚刚搬完家的雕塑家陈文令告诉记者说,他自己的艺术家职业生涯到现在已经搬了9次家,在北京已搬了4次,因此已经具备了良好的搬迁心理素质。搬家搬出了“经验”的陈文令向记者透露,他的新工作室将会运用新的灵活战术,准备启动可以迅速组装,迅速拆迁的设备,来应对北京这样一个高速都市化进程中带来的突发搬迁、拆迁事件,把搬迁、拆迁带来的损失指标降到最低。从书柜、办公用具、甚至包括厕所等装修会采用很容易拆掉的方式,甚至是采用可移动式的设备设施。“我最近动了很多脑筋,之前奶子房停水停电的时候,我们自己买设备发电,我在想以后是不是可以做游牧民族式的艺术家,供水供电全部自给自足,我还想过自己挖井,但是在北京肯定是不可以的,一挖井肯定就犯了法。”陈文令侃侃而谈。艺术家还透露,之前的奶子房工作室的装修花了100多万,但是拆迁只补偿了极少的一部分费用,这种损失对艺术家来讲不言而喻。

索家村生涯给陈文令带来不少好运气,第一次参加巴西圣保罗双年展就是源于在这里收到策展人黄笃的邀请,到2005年艺术市场热起来时,经常有机构来他这里订购作品,到2006年,陈文令就脱贫了。有江湖传闻,说陈文令是骑着自行车进村开着豪华车离开的,其实这不完全对,在北京的成功是因为在厦门积淀的基础和永不言败的动力。

往哪搬也是一个问题。奶子房的艺术家有20来户,很多都是还没成名的艺术家,工作室一被拆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他们当中有一部分无奈之下回了老家,另外一部分艺术家把东西寄放在朋友仓库,自己租了一套小房子住,有的甚至住在朋友亲戚家。据记者调查显示,大部分年轻艺术家租房的心理价位在一平米3毛钱左右,一年也就花两三万的租金,加上装修的费用,在朝阳区肯定找不到这样的艺术区,就连相对偏远的宋庄艺术区也涨到了一平米6毛钱左右的价格。还有一部分经济稍好的艺术家也有选择继续在朝阳区租工作室,而不愿意到相对偏远的宋庄艺术区。也是搬迁老手的雕塑家高孝午告诉记者,他在黑桥的苗圃艺术区找了一个仓库先把自己的东西储存起来,然后再慢慢考察新工作室的去向。几年前,高孝午待在索家村艺术区时,就曾遭到强制拆迁,因此每一次租新工作室,就显得更加慎重。艺术家陈文令则最终选择了新开发的孙河艺术区,签订了5年的租赁合同,据透露,孙河新开发的艺术区前身是一个国有划地的物流公司。“虽说是国有划地,但是选择孙河本身就是一种冒险,新工作室我觉得能住上两三年就不错了。”陈文令解释道。

2005年6月,索家村遭遇了第一次强拆风波,已入驻的百余名国内外艺术家们通过国内外报纸、网络等媒体呼吁社会关注,闹出了不少动静,保住了大部分房子。陈文令撑了一段时间,撑到第二年,实在闹心,一狠心离开。当然他离开索家村也是因为发展的需要,索家村的空间300平米,也早就满足不了他大工厂的需求了。2006年,陈文令跟着一拨索家村搬出来的艺术家一起,又挪窝到了酒厂艺术区。

在城市化快速进程中,建筑空间越来越难寻求满足,这也引起家居、住宅的价值观变化,住宅户型的变化。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增长,私人空间的欲望也跟随城市化进程而不断的扩张。北京是文化政治中心,它既是一个巨大的“后厂”,同时身为国家的首都,它又是一个巨大的“前店”。那么在日益倡导的文化艺术创意产业中,这种既离不开“店”,也离不开“后厂”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应该怎么处理就显得尤为重要。高岭认为,只注意到798作为一个“店”、“门脸”,而没有注意到艺术家创作的“厂”,就是“加工”和创作空间的安全性、合法性和稳定性,这样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显然是朝不保夕的。另外,这也会间接更容易造成文化创意产业园区销售的东西粗制滥造化。

搬了又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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